几封从巴黎转过来的信，把克利斯朵夫的麻痹状态驱散了一些时候。那是赛西尔和亚诺太太写来的，无非是安慰的话。可怜的安慰！没用的安慰！嘴里谈着痛苦的人并不是身受的人……那些书信只使他听到那个已经消灭的声音的回声。他没有勇气答复，人家也不再写来了。在这个意志消沉的情形之下，他要抹掉自己的痕迹，教自己消灭。痛苦能够使一个人变得不公平：他过去喜欢的那些人对他都不存在了。只有死掉的那一个才永久存在。连着好几个星期，他努力要教亡友再生，他和他谈话，写信给他：
“我的灵魂，今天我没收到你的信。你在哪儿呀？回来罢，回来罢，跟我说话啊，写信给我啊！……”
虽然他夜里费尽心力，还是不能在梦中和他相见。这一点是很难办到的，只要你还在为了朋友的死亡而心痛的时候。直要以后你慢慢的把故人忘了，故人才会重新出现。
然而外界的生活已经逐渐渗入心灵的坟墓。克利斯朵夫开始听到屋内各种不同的声音，不知不觉的关心起来了。他知道几点钟开门，几点钟关门，白天一共开关几次，有几种方式，依着来客的性质而定。他能认出勃罗姆的脚声，在想象中看到医生出诊回来，在穿堂里挂他的帽子和外套，老是用那种细心而古怪的方式。要是听惯的声音到时没听见，他就不由自主的要探究原因。在饭桌上，他也无意识的听人家谈话了，发觉勃罗姆差不多老是一个人说话，太太只简短的回答几句。虽然缺少谈话的对手，勃罗姆可并不在乎，照旧高高兴兴的，讲着他才看过的病人和听来的闲话。有时，勃罗姆说着话，克利斯朵夫居然对他瞧着，勃罗姆发觉之下非常快活，更尽量打动他的兴致。